卷四十四 (第12/12页)

兵，因此并不攻城讨战，只是用游击的骑兵部队阻断交通要道，另派军队攻打各州县，这也是逐步围困京城的办法。如果只是专心防守京城，中都危险的情景又将见于今日。况且如今公家和私人的积蓄财物不及中都的百分之一，这是臣等感到寒心的事。敌人不攻京城而另外派部队攻打州县，这是如同要在心腹中放火，先放在手足之上，实际上都是身体一部分，请陛下认真细察。请将陕西部队扼守潼关，跟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掎角之势，选派在京都的勇将十几人，让他们各带领几千精兵，随机作战，边战边守，同时下令河北部队，也以这种办法对付敌人。”皇帝诏令交尚书省。高琪上奏说“：朝官们平时不懂军事，防备敌人的计谋，不是他们所能知晓的。”于是将这份奏疏搁置下来。高琪只想留下重兵防守南京，使之稳固些，州县被攻破，他并不心疼。宣宗被他所迷惑，对之言听计从，终于导致自毙。不久，升任术虎高琪为尚书右丞相，他上奏说：“凡是监察有失于纠正弹劾的请遵从本法。如果使者入国以后，私通言语，告知本国事情的，或宿卫、近侍官员、承应人出入于亲王、公主、宰执重臣家里的，因灾荒受伤害而缺少食物，体察情况不实，致伤亡人命的，转运军储物资，却装载私货的，以及对参加考试的举人关隘检查不严的，一并给予杖责。在京城连犯两次的，朝官降为监察一等以抵罪，其余的只由专差坐罪。任满时确定官员升降，如果在任内有漏于审察的事情应当处置的，依照规定属于称职一类的，只以平常认定；政绩平常的，按照降罚一类处置。”皇帝认为可行。高琪又请求修筑南京的内城。宣宗说“：这个工程一动工，民众就受累了。城池虽然坚固了，能够独自安宁吗？”

    起初，有个叫王世安的向朝廷进言，献攻取盱眙和楚州的计策，枢密院上奏请求任命王世安为招抚使，选派有勇有谋的两三个人一起前往淮南，招抚红袄贼徒和淮南的宋朝官员。宣宗同意奏请，诏令泗州的元帅府派人随同前往。兴定元年(1217)正月初五，赴宋朝祝贺新年的使者上朝辞行，宣宗说：“听说息州那里跑来许多宋人，这是宋国边界上的饥荒民众在沿淮一带作乱，宋人怎么敢来进犯我国？”高琪请求攻打宋国以扩大国土。皇帝说“：我只要能够守住祖宗所交给的土地就够了，何必还要向外攻打。”高琪谢罪说：“如今雨雪如期而至，都是圣德所致。我国能够包容小国，天下大幸，我所说的过份了。”四月，派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南取土地，不久立即下诏罢兵，但是从此和宋断绝往来了。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告宣宗跟宋国议和，宣宗让许古草拟文书，然后传示宰辅之臣。高琪说“：文辞中有哀告祈求之意，这是自示衰弱，不能用。”这件事也就停止了。集贤院咨议官吕鉴进言说“：南部边境屯兵几十万，从唐州、邓州至寿州、泗州，沿边民众逃亡将尽，兵士们也多有逃亡的，这也是人烟稀少的原因。臣下曾经任息州榷场监管，每场可以收入布帛几千匹、银子几百两，总计可以收得布帛几万匹、银子几千两，战争以来都失去了。这样，军士和民众都遭受逃亡之苦，而国家也失去日常收入，不是良策。如今正是隆冬严寒时节，我军骑兵可以来回驰骋，应当派重兵屯守边境，同时送去书信晓谕，这是有利的时机。如果等到春暖时，对方就处于有利时机，难以议和了。过去燕人抓获了赵王，赵派一位能言善辩的人去说词，燕国不答应，一位牧童请求前往，赵王于是得以放回。孔子走失的马匹，被车夫抓到了。人无论贵贱，只要适合办事，都可以取得成功。微臣虽然不肖，愿意效法牧童和车夫之智谋，请圣意裁断。”诏令尚书省提意见。高琪说：“吕鉴狂妄，无稽之谈，但他的气概还是值得赞赏的，可以让他到陕西行省，以备出使时所用。”皇帝表示赞同。十二月，胥鼎进谏伐宋的事情，谏语写在《胥鼎传》中。高琪说：“大军已经进发，不能再复议。”于是又停止了。

    二年，胥鼎上书进谏说：“钱粮这种繁杂之事，不是天子所能兼管的。天子总管大政，责成下面办好而已。”高琪说：“陛下效法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忧虑和勤于日常事务，日夜不停，这是将会取得太平的步骤啊！胥鼎所说的不对。”宣宗因南北两面同时作战而深为忧虑，右司谏吕造上奏章说：“请下诏让内外百官各自上密封的奏章言事，直言无所避讳。有时召见，亲自访问。陛下博采众议兼听，则让下属人员都能尽情表达意见，天下大幸。”宣宗表示赞许并采纳，诏令百官议论有关河北、陕西防守御敌的计策。高琪内心十分忌恨，不采纳一句话。当时，正修建汴京的内城，宣宗问高琪“：人们都在传言说这个工程恐怕难以修好，你以为如何？”高琪说：“终当修成，但城下壕沟来不及挖吧！”高宗问“：没有城壕行吗？”高琪说“：如果防守得法，即使敌兵前来，臣等越加能够效力。”宣宗说：“与其让敌人到城下，何如不让他们到这里更好。”高琪无话可答。

    高琪自从当了宰相以后，专力巩固权势和求得皇帝的宠信，擅自作威作福，和高汝砺一唱一和。高琪主管机要事务，高汝砺掌管财利大权，依附自己的就重用，不依附自己的就排斥。凡是进言时和自己想法相反的，或者自负有才干敢于同自己抗衡的，他便表面上向宣宗赞扬他的才能，同时让他到河北去办事，实际上是暗中置之死地。自从他不再兼任枢密元帅以后，便时常想掌握兵权，因而力劝宣宗攻打宋朝。他不再把河北方面事情放在心上，所有的精兵都布置在河南，苟且度日，不肯轻易出动一兵一卒，以援救危急的地方。

    平章政事英王守纯要告发高琪的罪状，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一起谋划。石鲁剌、胡鲁把这件事告诉了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又告诉了高琪。英王因害怕高琪同党为数众多，因而不敢加以揭发。不久，高琪让他的奴仆赛不杀了他的妻子，然后归罪于赛不，要把他送到开封府杀掉灭口。开封府害怕高琪的威势，不敢追究真实情况，便判赛不死刑。事情被觉察之后，宣宗早就听说术虎高琪jianian诈无恶不作，便因这件事而杀掉他，这时是兴定三年(1219)十二月间。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将英王的计谋告诉了高琪，论罪判死刑。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被责打七十杖，勒令停职。

    起初，宣宗准备迁都南京，打算把礣军安置在平州，高琪不愿意。当迁都汴京以后，宣宗告诫彖多，让他厚待这支军队，而彖多却很快杀了礣军的几个人，以致失败。宣宗到晚年时曾说“：坏我天下的，是高琪和彖多啊！”他终身引以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