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说 (第2/3页)

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译文

    为老朋友行私被称为不遗故旧，把公家财产分送给人被称为仁爱的人，轻视利禄看重自身被称为君主，违反法制偏袒亲属被称为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被称为侠义，逃避现实避开君主被认为清高傲世，私斗不休违抗禁令被称为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被称为得民心。不遗故旧，官吏就会行jianian；做仁爱的人，国家财富就有损失；做君子，民众就不听使唤；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坏；讲侠义，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侍奉君主；做刚直好汉，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会遭到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而采纳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聪明人未必可靠，只因为赞赏他的智辩，就以为他们可靠而加以任用。凭聪明人具有的计谋，再加上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会受到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们处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谋，仅由于觉得他们品德纯洁，就以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愚夫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处理问题，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聪明，人的话，君主就受欺骗；任用老好人的话，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乱。这就是没有政治手腕导致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是，地位低的能够议论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属不告发则同罪；用检验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听偏信；所以聪明人无法弄诈行欺。按功行赏，量才授职，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考察官吏的过失，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聪明人不敢行骗，愚蠢的人不得决断，政事就没有失误了。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晓的东西，不可用来作为法令，因为民众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来作为法律，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明察的人，但他们想整顿乱世，终究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学说虽属明察，却并不能作为官方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尽；他们虽属贤能，却并不能成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这方面竭尽巧辩；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这方面全力去干。当代君主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个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给养充足，不做官而声名显赫，这是私利；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公利。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推崇私学，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一方面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祟尚修身养性，民众就会懒于耕战。推崇私学而使法令受到怀疑，崇尚修身养性而使论功行赏出现双重标准，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仪仗兵器，敌不过大刀长矛；讲究升降转身繁琐礼仪，其效用难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训练相提并论；奏着《狸首》乐章而演习射靶的仪式，比不上硬弓劲射的真功夫；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防御战术，比不上通过地道水灌烟熏的进攻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在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时候事少而设施简单，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物品丰富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让给别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么他们行礼谦让，推祟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都属于原始的政治措施了。处在多事的时代，却仍用少事时代的简陋器具，这不是聪明人该奉行的路线；处在大争的社会，却仍遵循礼让不止的老规矩，这不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聪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车，圣人不采用手推车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