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扎营有讲究 (第2/3页)

《六韬》、《尉缭子》中，也有筑垒、伪装、障碍、渡河、道路等详细的理论记述，而且这些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指导城池的修筑和防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兵器、战术的变化演进，城池构筑更加合理坚固，并且用于野外作战防护的野战筑垒发展起来。

    古代野战筑垒主要是以土、石建筑的临时驻兵点，并结栅、挖壕巩固其外围为其主要形式，但也有以兵车首尾衔接构成环形营垒的；同时还包括一些以野战为目的的土木工程作业，如攻城地道等。

    简而言之，野战筑垒就是按照野战环境修筑的以保护己方和攻击敌方为目的的具有临时性或半永久性的军事工程设施。

    云铮很幸运，因为他虽然只有一个脑子，但实际上等于拥有两个人的智慧。所以他不仅清楚眼下大魏军队的扎营方法，还略微知道一些后来的经验。

    唐朝建立野战军营的办法，是大魏朝的主要借鉴对象。

    在营地的选定上，唐朝将帅极为重视。要求选在“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采，牧饮相近之地”以利于警卫、防守和便于人马生活。还提出8种地形“不堪安营”规定若遇此类地形时，应“急过勿留”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不要在山顶或四周水泽的高地以及孤立无险的高地上立营。因为这样虽然符合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原则，但军队机动不便，易被敌军围困，有被断水源粮源的危险。二是不要在低洼之处，特别是附近有高山的低处筑营。因为这样虽然可能获得水草之利及机动之便，但地形不利防守，且有遭到水淹的危险。三是不要在河川山谷要冲之口及柴干草深之处筑营。因为这样虽然有控制要路和牧草丰富之利，但风口及深草之处易遭火攻。

    营地选定之后，即具体划分所属各军的营地位置。唐军的战斗偏组，按《李靖兵法辑本注译》记载，通常“诸大将出征，约授兵二万人，区分为七军”即“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二千八百人”“左右厢各二军，军各二千六百人”宿营时，一般中军立一大营，下属6军，每军分立3营。全军以中军大营为中心，按不同的排列方式将18个营垒配置于中军营垒周围。如果地处“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即中军营垒居于中央，其余各营筑于其四面。如果有险可恃，一般排为“月营”中军大营在中间，下属6军各营垒成“单列，面平背险，两翅向险如月初生”即面对敌方成半圆形。各营相去中间“亦各容一营”各营结合部均在远射兵器控制之下，可相互以火力或兵力进行支援。拔营出发时，前卫部队先行，派出“精骑骁勇，搜索数里”并在险要之处的侧方，派出警戒分队，掩护本队通过。还要派出类似调整哨的“候骑”在沿途特殊地形处，设置路标和发出调整信号。本队在各军出发之前，要将本部三分之二的战兵，部署在营垒“二三里外，当面布列”“一如临阵”以掩护辎重部队做拆除账幕、装载物资等撤营工作。等到撤营工作结束，再收队出发。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同样要派出警戒部队，掩护各军安营筑垒。安营后，各营要派出“外探”“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弈，以备非常，如有警急，奔驰报军”此外还要派出“外辅”（潜伏哨，三、五人一组，在夜间“于军前或于军侧三、五里外稳便要害之处安置”携带战鼓，不仅负责监视敌情，还担负当敌军“犯大营”时“鸣鼓大叫，以击贼后”的任务，主要起心理战的作用。如果在宿营地“拟停三五日”时，则规定要在距营垒“一二百里”范围内“安置爟烽”还要派出骑兵游弈巡逻。

    大魏朝建朝之初几乎照本宣科的接受了这些经验，而后在长期的与辽国、西夏等国的战争中，又总结出了一些新东西。在战争中，大魏军队对于野战筑垒在军事作战中所起的作用的已有深刻认识，所以把以防御为主要目的的野战筑垒用于主动进攻，便出现了对西夏作战时的以垒为攻的“保寨政策”同时还出现了由野战筑垒发展成的具有大纵深，点面结合的有核心支撑点式的山城防御体系。用云少帅的口气来评价的话就是这样：“堡寨政策”和山城防御体系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野战筑垒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保寨政策”是关中军周家的杰作，跟云铮眼下的扎营关系不大，暂且不去说它，且说云家军的主要防御方式。

    云家军对抗辽军的两大防御阵势，一前一后，前者是“山城要塞”后者是“高城巨弩”高城巨弩，乃是说如燕京这样的大城，不仅城墙修建得高大坚固，而且拥有先进的大型床弩等守城利器。而山城要塞这个一线防御阵地才是关键。…上次云铮击溃辽军前锋后退至檀州，这个檀州就是山城要塞的主要后援基地之一。

    这些要塞式的城池构筑的特点是：1、几乎全在环山相围而有峭壁悬崖，拔地而起的高山顶上。2、山顶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