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的迦南 (第3/3页)

亲和父亲的生活进入了一段平稳期。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北方某城市当了七年的党校副校长，一直到1957年。他进入党校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谁都知道，有一个出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叫铁山，这个人是忠诚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父亲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理论刊物上，他研究的领域比别人更广泛，他精通英、德、俄三国外文，对空想社会主义有充分研究，写过一篇论乌托邦的文章。父亲出名有两个理由:其一，他原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竟然对共产主义理论如此精通；其二，他从师级干部位上转业，没有选择到利益部门，却自己要求到党校当一名普通的教授，因为级别关系，上级部门只好让他当了党校的副校长。

    铁山经常到党校校长陈松奇家串门，不是讨论校务，而是讨论课题。铁山精于作战，但对行政事务不熟悉也不感兴趣。陈松奇是个专门研究共运史的专家，所以铁山很喜欢找他聊天，补足他对共运史了解不足的部分。在校务方面，陈松奇怎么说，铁山都举手，所以有人说，铁山是陈松奇手中最好玩的一枚棋子。

    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也是我童年的主要部分。在我的眼中，父亲是快乐的。他经常在办公室看书看到很晚，回到家后就开始抱着我玩，父亲经常把我抱起来旋转，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

    有时候他会拉二胡，拉的是少数民族歌唱共产党的歌曲。我就躲在他身后，冷不防揪住他的弓上的弦，他只好停下来，叫道，原来是你这个小敌人在搞破坏呀！说完把我抱起来，把我转得晕头转向。母亲说，看你把她转得，站都站不住了。

    小孩子就是要锻炼锻炼嘛。父亲说。

    父亲这时候往往就会把我放下，去帮母亲掐菜，他一边掐着豆角，一边跟母亲聊他的论文。可是，母亲却越来越沉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这段我认为是家庭最和睦的日子里，母亲是沉默的。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的犹太人身份，父亲吃猪rou，很少吃牛rou，羊rou更是一口不沾，父亲爱吃又脏又臭的猪大肠，母亲只好坐在小板凳上用半天的时间，塞入地瓜粉和盐来清洗猪肠。

    以我的记忆对父亲的观察，我敢说这是我见到的少数对共产主义有如此深入研究和实践的人。父亲真诚地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和信仰，也当作他的生活来实行。比如，他从来就不愿意过豪华的生活，把它视为一种奢侈。他喜欢穿补过的衣服裤子，可是母亲总是有办法让他穿没补丁的衣服，母亲不喜欢一个男人穿得可怜兮兮的样子。她有办法把破洞补得让人看不出来，好像一朵花一样。父亲只有一个嗜好，就是吃猪大肠，这个嗜好的代价不大，因为北方地区的人不喜欢吃这种臭烘烘的东西，把它扔在地上让狗吃。

    父亲把积蓄下来的钱奉献出去，有一个阶段他把积蓄当党费交出，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后来他把钱用于解决一些贫困户的生活。这些人后来被称作五保户。你相信吗，这个最真诚的实践者真的把他大部分的工资贡献给了他人，作为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并没有从他较高的工资中享受到什么好处，他把钱贡献出去后，逼得我们只能像一个工人家庭那样省吃俭用。

    母亲每天在灯下算账，一分一分地抠钱，在那时候，我要吃上一盒饼干都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眼睁睁地盯着一个邻居的孩子吃糖，他mama问我吃不吃，我盯着糖说，我只看看，我不想吃。连他mama都心疼了。我母亲知道后，哭了。在父亲贡献钱这件事上，她从来没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后来向我提过一句说，犹太人也是要向神奉献什一税①的。可是我要说，父亲拿出去的钱绝对不止十分之一。过年那一次，我跟父亲去看望贫困户，我看到父亲竟然和普通工人一起，帮那个老人干了整整一天的活，为他垒了个厨房。

    也就在那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父亲很晚才到家，他的身上落满了雪。父亲回到家后，也没有抱我，一个人扎进了书房，我和母亲觉得很异样。母亲凑近书房门口，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竟然听到了一种类似哭泣的声音。

    父亲几乎从来不掉泪，但母亲听到了从书房里传来的异样声音，一种压抑而暗哑的咕噜咕噜声。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从书房里出来，母亲迎上去，父亲脸色严峻，紧紧地把母亲抱在怀里。

    母亲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因为向共产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抓进了监狱。母亲紧张地问，你说了什么？铁山。

    父亲摇摇头，我什么也没说。我不会向党提意见的，因为我不认为党有什么错，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谁都会犯错，所以有些错不是错。

    母亲松了口气，问，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告诉我呀，铁山。

    父亲突然说，伊利亚，出事了，真的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你倒是说啊！母亲急切地说。

    我的一个朋友出事了！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