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刘马陈董吕传 (第2/4页)

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剌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又表“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允固辞不受。

    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

    皓畏允，不取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允尝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等共期游宴，严驾已办，而郎中襄阳董恢诣允修敬。

    恢年少官微，见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许，曰：“本所以出者，欲与同好游谈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阔积，舍此之谈，就彼之宴，非所谓也。”乃命解骖，祎等罢驾不行。

    其守正下士，凡此类也。延熙六年，加辅国将军。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九年，卒。

    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cao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及邓艾至蜀，闻皓jianian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

    祗字奉宗，汝南人，许靖兄之外孙也。少孤，长于靖家。弱冠知名，稍迁至选曹郎，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故超继允内侍。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坚，深见信爱，权重于维。景耀元年卒，后主痛惜，以言流涕，乃下诏曰：“祗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干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命不融远，联用悼焉。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曰忠侯”赐子？爵关内侯，拨次子裕为黄门侍郎。自祗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祗媚兹一人，皓构间浸润故耳。允孙宏，晋巴西太守。吕乂字季阳，南阳人也。父常，送故将（军）刘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还。乂少孤，好读书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乂迁新都、绵竹令，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

    迁巴西太守。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以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徒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亮卒，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jianian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后入为尚书，代董允为尚书令，众事无留，门无停宾。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为成都令。辰弟雅，谒者。雅清厉有文才，着《格论》十五篇。

    杜祺历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刘干官至巴西太守，皆与乂亲善，亦有当时之称，而俭素守法，不及于囗。

    评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刘巴履清尚之节，马良贞实，称为令士，陈震忠恪，老而益笃，董允匡主，义形于色，皆属臣之良矣。吕乂临郡则垂称，处朝则被损，亦黄、薛之流亚矣。

    译文

    （董和传、刘巴传、马良传、马谡传、陈震传、董允传、黄皓传、陈祗传、吕乂传）

    董和传，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他的祖上本是巴郡江州人。

    汉朝末年，董和率领家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任他为牛革卑、江原县县长、成都县县令。

    蜀地物产丰富，当时风气盛行奢侈，经商之家，穿戴如同王侯，饮食玉液琼浆，婚娶丧葬之事，几乎倾尽家财来铺张办理。董和以自身节俭为大家做出表率，粗衣素食，防止衣食住行有超越自家社会身份之处，处处以符合礼制为行为准则，于是当地奢侈之风大为改变，大家都存畏惧而不敢冒犯。于是县里一些豪强因害怕董和的严法，鼓动刘璋调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想不到县中吏员和民众扶老携幼挽留董和者数达几千人，刘璋只好让董和再留任二年，然后转升为益州太守，他在太守任上仍与过去一样清约节俭。他与周围少数民族打交道时，总是以诚心相待，故此深受南方少数民族的信任和爱戴。刘备平定蜀地后，征召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出谋划策，共事欢洽交情深厚。自董和居官食禄以来，对外治理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在内参与军国大事，二十余年，临终时家中竟无值一石粮食的私财。

    诸葛亮后来作丞相，告诫部下说：“参加国家工作，就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和忠心。如果计较区区小事，就会难以相互通报信息，给各项工作带来损失。能够互通情报，如同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然而人心苦于不能除尽这些小事，只有徐元直处理此类问题不糊涂。再是董幼宰在朝中任职七年，遇上不顺之事不周之处，哪怕往返十次也来启告。如能做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样勤恳职事，忠于国家，那么我的过失就会少多了！”又说：“过去我与崔州平初交，常常听到他对我的得失发出评论；后来与徐元直相交，总是受到他的启发诱导；先前与董幼宰共事，他总是言无不尽；后来与胡伟度在一起，常常听到他进谏之言。我虽然资性鄙陋执拗，不能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但与这四个人始终友好相处，这也足以证明他们不怀疑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