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愧对天下黎民 (第2/6页)

，讲了一路：包产到户。我跟干部们讲：你们管不了农民的肚皮，就叫农民自己管。我知道讲的不合中央规定，不合中央政策。我是被逼的，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不叫农民吃饱肚子，大家都别想吃饱。”薄一波点头“你搞你的，逼上梁山嘛！就是你讲的，先找条活路再说。”

    周惠将身体仰靠过去，沉重地吁出一口气。薄一波的态度使他得到一些被理解的宽慰，但身上的压力并没减轻多少。他知道，去年底中共中央下发的四十九号文件，提出“学大寨”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要求各级党委“今冬明春，可以再选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现在，相邻的一些兄弟省正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地刮起“过渡风”便更衬托出他在内蒙古搞的包产到户跟中央唱反调，简直是南辕北辙。他也知道自己并非唱独角戏。安徽的万里在周惠出山之前便已碰了“包”字的禁区，是全国第一家。接着又出了四川的赵紫阳，也将一双脚踏入禁区。他周惠只能算老三。但是他相信，如果自己去年出山，那么去年他就会碰这个“包产到户”的禁区，他必须为治下的农民负责。然而前程究竟能搞多久？

    心里没数。

    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中央讲话，一夜之间就能将他的全部作为否定，他也会再次远离政治舞台。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已经有征兆。

    前几天，一位干部忧心件件地汇报说，与兄弟省交界的一些社队压力很大。这边悄悄搞“包产到户”那边轰轰烈烈搞“向大队核算过渡”；这边理亏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边大喇叭朝这边喊口号，广播批判文章，说内蒙古搞资本主义，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观点都是出自权威的《人民日报》。

    周惠将手一摆：“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我看也不会找兄弟省。”

    话是这么讲，神态也从容，内心可并不轻松。夜里一枝接一枝吸烟，睡不着觉。他忽然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新感受，似乎比过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体

    “唉，说严重点，我不上梁山，农民很可能就会有人上梁山哟！”他对同样睡不着觉的妻子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讲的极富哲理的一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换代都出自农民起义。如果说，靠了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而在农民中树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也没出大乱子，那么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威望及干部队伍都受到极大的损伤，若再出现那样的失误和困难，就难免不出大乱子。

    谁能保证饿肚子的农民不会“上梁山”？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责任心，周惠才“逼上梁山”没有和中央的声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这种“另搞一套”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够为中央一些决策者理解。到了宾馆，他来到马洪的房间。

    “喂，我说你们这些秀才，你们也干点实际事好不好？”因为是熟人，周惠用随意的口气对马洪讲“你也给咱们写篇文章，呼吁呼吁。”

    “写什么文章？”马洪警惕地望着周惠，深知这位“仁兄”是个“不安分的人”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写这个文章，宣传宣传这个观点嘛。”

    “你怎么不写？”马洪反问“你自己写嘛。”

    “我要能写还找你说什么。”周惠吸燃香烟，认真道“我只会干，笔杆子还得靠你们这些穷秀才嘛。”

    “我不写，”马洪摇头“你们干就是了，文章我写不”

    周惠理解这种态度。许多同志对“包产到户”是赞同的，但是不敢公开讲。他苦笑着承认：“说实话，我也是敢做不敢写呀，写了发表出去，那就不是内蒙古而是全国的事了…”

    二

    北京市民纷纷涌往香山看红叶之际，京西宾馆又聚集了一群决定政策、为民做主的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午睡起来，周惠拉开窗帘，两眼在骤然降临的光明中眯细片刻，才适应地睁大眼，痛快地长出一口气。他的心情同现在的天空一样高旷辽远。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他们既然参加了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便铁定地要参加中央全会。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气候”转变的前兆。大凡有重大历史转折或政治变故之际都会有一批过去不在决策圈里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来，他们是“组织保证”保证确立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些“新人”当然属于政治上占主动，取“攻势”的一边。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无论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党的“九大”、“十大”这些列席到圈子里的“新人”多是“儿童团”今日列席到圈子里来的却是大批曾在圈子里举足轻重后被赶出圈子的“还乡团”

    对，这些“老家伙”互相串门聊天，都戏滤地自称是“还乡团”这个不雅的名称是政治对手过去赠送的，现在他们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来。他们或在“反右”斗争，或在“反右倾”斗争，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下，决心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洗一把脸，周惠头脑清醒地走向小会议室。视觉在红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上午，在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放了一炮。刚刚出国访问回来的邓小平虽然不动声色地坐在华国锋旁边，但周惠从他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烟的姿态里，看到了一种赞赏和会意的感情流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坐在前排沙发里，各大区有两名代表坐在他们的对面。华国锋先讲了话，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而是大篇幅地讲生产。显然，经老同志们的努力，华国锋已经同意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转移”除老同志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势所然。华国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