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愧对天下黎民 (第3/6页)

，若不作这个转移，他将失去早就厌恶甚至是惧怕“阶级斗争”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支持。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中，邓小平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请进来。

    刚刚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归来的邓小平，曾下令大规模地组织派遣中共的高级干部出国访问、考查。正如他对访问英、法归来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要大量派人出国。”所有出国访问过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无不震惊：“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经济发达状况对他们长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简直是粉碎性的打击。无须讲更多的道理，那种改变路线，改变政策，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呼唤便必不可免地汇聚成席卷之势。

    这样的形势对周惠来讲，无疑是赏心说意的快事。比较他在内蒙古悄悄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确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无忧虑，毕竟这种“解放”、“求实”和“宽松”尚未得到党中央的正式认可，写入决议。

    中国政治的特色：只有写入“决议’的东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的事情，才能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对面的华北地区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点将：“周惠同志，你也讲讲吧？”

    “不讲”周惠摆手“段君毅同志讲得很具体了，我没什么讲的。”

    “讲讲吧。”叶剑英慢条斯理说“你是个敢讲话的嘛。”

    陈云点头：“谈谈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动了，那些蓄积已久的话便活跃着想吐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对建国以来许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他经常可以见到毛泽东，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阔天空的畅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奥秘和历史。当毛泽东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到井冈山“落草”当了“山大王”时，便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不但要组织农民，而且要宣传教育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路线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党的领袖。这条路线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农村包围城市，并终于把这个党从山沟带人城市，取得全国政权。无论在北京，长沙还是在庐山，毛泽东都曾教育、告诫周惠：“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换言之，失策就会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党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党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党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裤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党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还明白一个道理，讲话必须把握时机、选择场合。各“诸侯”互相议论交流是一回事，在决策圈里正式发表政见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晋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谈“想法，”“谈形势”都被邓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过去。周惠相信，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讲到多么深，做到哪一步，邓小平比自己更会准确地把握时机。那么自己现在能讲什么

    “那好吧，我就讲点内蒙古。”周惠终于张了口，慢条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个公社，看了农民缸里的粮，锅里的糊糊，扒火车逃荒的人流，还有一群群不种地，晒太阳的青壮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比如卓资山那里，粮食产得很少，还不够自己吃。每年征购上来的粮还不够返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我在那里跟一些领导议了议，采取了一点措施…”

    “听说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不知谁插言。周惠不动声色，也不置可否，继续讲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伤寒症，民不聊生，现在是吃了点药，刚发出点汗，事情很明显：谁能比种地的人更懂种地？我们有些同志什么都要管，结果是什么也不管，连农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哟，我只好放手叫农民去自谋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愿意的，他们有办法自谋生路。现在刚刚春暖，刚刚出点汗，可不能再来刮西北风”周惠讲到这里，情绪已经起伏难耐，冲着前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