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 (第3/4页)

。所以刘秀注重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④治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④治场合之中角逐。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在这情形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叛军。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④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④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中国却已发